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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配资公司排行已是华北各势力中最具潜力的政权

公元446年，北魏太武帝突然下令焚寺诛僧、熔像收田，开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运动。过去，学者多将原因归于兵变频发、沙门秽乱或纯粹的佛道争宠斗争。

如果细致研究时代背景，就不难发现事变幕后的汉化转型。拓跋焘的灭佛举措，不过是压制旧鲜卑贵族，维护自己的皇权集中。虽没有把事情彻底做绝，却为后来的完全转向订立基础。

定都平城后北魏已开始逐步走向汉化

早在398年，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，就决定把佛教当作收揽人心与文化转型的双重工具。此前，北方的庙宇数量非常有限，本身也被视为某种西域外道，所以长期停留在不温不火状态。反倒是南方地区，受海上来的天竺、扶南使团影响，在普及推广方面略胜一筹。考虑到佛寺背后的金融、物流属性，这些差异必然是经济收益差距。

早期北魏还只是北方群雄之一

随着永嘉之乱爆发，以及稍后的南北对立格局稳定，北方的佛寺数量开始明显上升。其中缘由之一，便是具备保境安民职能，可以为流离失所的受害者提供庇护。同时，强调超脱的哲学倾向，又对生活在高压环境中的人心有安慰效果。即便家缠万贯、拥兵自重的富户，都需要用其思想进行排解。至于立足未稳的蛮族君王，更需要借用其庙宇网络，达到快速敛财、协助恢复秩序和赋予神圣合法性等目的。

平城时代北魏的皇宫隔壁就是寺庙

因此，道武帝拓跋珪对佛教表现出极大虔诚，颁布诏书肯定其思想“济益之功，冥及存没”。甚至允许寺庙与自己的宫殿并排建造，还通过法律手段，给予僧众们单独身份和免税田产，连没有皈依的普通佃客都享有免征权益。彼时，佛教系统地位飙升，几乎可与代表世俗权力的鲜卑皇权并列。

北魏与刘宋的南北对峙

这番看似委屈自己的做法，果然让北魏国力稳步增涨。仅仅到太武帝拓跋焘继位，已是华北各势力中最具潜力的政权。除击败辽东和蒙古草原的同族远亲，还多次对匈奴人的胡夏呈碾压之势。即便遭遇南方刘宋帝国干涉，仍旧在多线作战中获得完胜。帝国版图也从平城附近，稳步拓展至洛阳、长安等中心区域。

鲜卑军功贵族与汉人士大夫之间素有冲突

此时，武力征服的比重渐渐下降，推广合理文治的紧迫性日益抬升。于是，以崔浩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开始成批进入庙堂。另有寇谦之等道士，凭借汉人宗教领袖身份入阁，逐步掌握大政方针的话语权。在后来的灭佛运动中，两位舆论领袖都发挥着关键作用。

在执政前期拓跋焘依然遵循先前的崇佛路线

不过，真正能拍板执行灭佛政策的还是拓跋焘本人。随着帝国疆域开拓至黄河南北，治下汉人数量已完全超过鲜卑各部。若不能将他们迅速归为编户齐民，就会沦为地方贵胄的私人附庸，进而危急皇权本身。佛寺系统只是在表面上看似游离于世俗之外，实则多与贵族们形成攻守同盟。要么借用对方名义发展，又或是联手经营促进共同富裕。

士大夫与道士合流开始抢夺至高地位

关键时刻，司徒崔浩、道士寇谦之提出激进的“周孔方案”。其内容大致如下：

1 以礼代佛--用郊祀、宗庙、明堂等儒家礼制重新叙述皇权，彻底摆脱“胡族巫—佛杂糅”的旧式合法性；

2 编户代寺--将寺院荫附人口重新纳入州郡户籍，直接扩大税基与兵源；

3 华夏正统压制部落贵族--借儒家“天命—德运”话语削弱鲜卑旧酋对皇权的制衡。

此外，崔浩还献上自己编纂的《国记》，直接将拓跋氏的起源追溯为轩辕苗裔。寇谦之则借“老君授符”神话，为其套上太平真君头衔。两者共同构成一条充满排他性的彻底汉化路线，准备对只是过渡品的佛教大开杀戒。换言之，灭佛举措只是工具手段，帮皇帝汉化集权才是根本目标。

崔浩的正统论证非常符合拓跋焘需求

公元444年，拓跋焘迫不及待的颁布诏令，严禁王公或庶人私养沙门，尝试斩断寺庙与地方世俗力量的联系。

两年后，太武帝西征关中镇压卢水胡叛乱，却被长安当地的寺庙气到爆炸。不但发现私藏兵器，还查出酿酒、敛财等辣眼睛行为，甚至有僧侣与女子私通。故而下令彻底禁佛，宣称要诛杀敢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、铜人者。即便留在平城的太子拓跋晃也接到类似指令，要求他将运动推广至全国各地。

太武帝一声令下开始对各地寺庙进行剪除

然而，佛教在北魏深植部曲经济。各地寺院占田动辄千顷，依附人口约有50万众，几乎能与世俗屯田系统分庭抗礼。若骤然废除，势必引发经济震荡，催生大批流民暴走叛乱。许多鲜卑旧贵或汉人豪强，也早已和寺院结成利益共同体，不会甘心在危局中束手待毙。尤其前者，非常担心自己因汉化集权而失去特权利益，形成动摇时局的最强反作用力。